以下節錄尤伯祥律師於民間司改會電子報第410期所發表之文章節錄：

為何偵訊過程要全程錄音錄影？兩個理由。（第三段）

第一，為了防止偵訊者免使用刑求、脅迫、詐欺、利誘等不正偵訊方法，以全程連續錄音、錄影嚇阻之。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米蘭達判決中所指出者，受偵訊者關在與世隔絕的偵訊室裡，隻身面對龐大的國家追訴機器。方此密室，強弱極為懸殊，過程至為秘匿，濫權的誘惑也就格外巨大（打你又如何？教唆偽證又怎樣？反正也沒人知道）。偵訊室內的錄音、錄影，正如同不在場的公眾之眼，全程監督並嚇阻偵訊者的不正訊問。（第四段）

第二，檢核偵訊筆錄的正確性。稍有訴訟經驗者均知，偵訊筆錄至今仍是刑事訴訟的兵家必爭之地。然而，偵訊筆錄卻從來都是由偵訊者依己意記載對話要旨，既非逐字逐句記載，受偵訊者除了最後要不要簽名認帳外，對筆錄內容之形成也幾無影響力。當偵訊筆錄記載的正確性在訴訟上引發爭議時，偵訊的影、音記錄便可用以確認筆錄的正確與否。由上可知，錄音、錄影乃是公眾監督偵訊過程乃至偵訊成果（筆錄）的利器，先天上本即具有向公眾開放的性格。（第五段）

如果我們承認良善的偵訊實務是重要的公共利益，值得公眾關注，則公眾難道無權透過偵訊的錄音、錄影，知道有檢察官在偵查庭裡用三字經咆哮被告、用法律上根本不許可的緩起訴騙取被告自白、甚至有警、調人員刑求被告、教唆被告或證人偽證？公眾若無透過媒體知悉偵訊室內實況的權利，豈可能推動立法改革？（第七段）

明乎此，則公開播放偵訊光碟，是否侵犯影（音）中人的隱私權？此一問題也就不難回答。（第八段）

偵訊室既是公權力行使的場域，其中發生之一切情事均應為公眾監督之目光所及，則身處此一場域中人豈有隱私權可言？當檢察官用三字經罵人時，難道我們會因為場所是在不公開之偵查庭，就允許他受隱私權保護？當警、調人員在偵訊室內進行刑求時，難道我們會因為現場是偵訊室，就同意他躲在隱私權的保護傘後面，逃避公眾的監督？當被告或證人在偵訊室內與偵訊人員合謀誣攀他人的行為，又豈是隱私權保障的對象？（第九段）

大法官在釋字第585號解釋的理由書中說，隱私權是保障「個人生活秘密空間」免於他人侵擾及「個人資料」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。試問，在偵訊室或偵查庭內，有何「個人生活秘密空間」或「個人資料」可言？指摘律師公開播放光碟將侵犯關係人隱私權的說法，事實上是在「虛擬」一種根本不存在的隱私權。（第十段）

申言之，若在記者會公開播放會侵犯隱私權，則在法庭公開播放，也會產生同樣的問題，那麼以後法庭勘驗偵訊光碟時，是不是要一律秘密審判？為了保障偵訊室內「虛擬」的隱私權，卻犧牲了「公開審判」此一法治國最基本的核心價值，是否值得？這或許是論者在嘲笑律師之餘，必須深思的。偵訊者想方設法要逃避錄音、錄影的監督，正如水之就下，乃權力行使之本質，但隱私權不應該成為其逃避監督的藉口。（第十一段）

林鈺雄教授的大作雖然引用了德國法的例子，作為其禁止律師對媒體播放偵訊光碟之主張的張本，然而，德國的檢察官會在偵查庭用三字經辱罵當事人嗎？會以法律所不允許的緩起訴處分詐取被告的自白嗎？德國的警察會教唆當事人偽證或虛偽陳述嗎？德國的審判實務有像台灣這樣重視偵查筆錄嗎？若沒有具體斟酌以上疑問，恐怕不適合貿然引用德國的立法例吧！（第十二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