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　文／吳流明老師

學經歷／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

律師高考及格

壹、一人一票原則

一、九月政爭所引發的爭議

從九月政爭中觀察，特偵組藉由一個特他字第 61 號案，不斷擴線監聽，其範疇已非僅是本案，而是誅連九族式的全面性搜刮相關人等的通訊隱私。至於這些衍生的諸多他案，特偵組的擴線監聽雖有向法院聲請監聽票，但因皆掛於特他字第 61 號之下，致須由同一法官為核發。則若在開出前面幾張監聽票時，法官未能嚴格把關，特偵組必會食髓知味，繼續向法官聲請擴線，這就難防止一票吃到飽的情況發生。

二、一被告、一監聽票原則

故此次通保法修正的首要對象，即是確立一被告、一監聽票之原則，以來防杜一票吃到飽的弊端。惟若法官核准監聽票仍動輒為八、九成之比例，則如此的一人、一票原則，不過是帶來偵查機關聲請程序的繁複，致難有抑制濫權的效果。即便撇開此問題不談，但在考量法院無設有審查與核發監聽票之專庭下，就會出現相牽連案件，卻因由不同法官為審查，致必然造成的標準不一之對待。此亦會因此衍生出一個大問題，即檢警調機關若為方便性之考量，是否會試圖找尋核發監聽票較為寬鬆的法官為長期合作對象，就成為未來最值得關注的事項。

貳、案件範圍的擴大

一、重罪原則

由於監聽侵犯隱私權核心，故一般在設計得為監聽的案件範疇，乃以重罪為原則，而目前通保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雖以最輕本刑三年以上為界限，但之後卻列有 14 款之多的罪名，其中亦包括法定刑並不重，如詐欺等罪，已嚴重違反監聽須重罪之原則。尤其是關於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、漁會法與農會法等輕罪仍列其中，實已違反監聽須以重罪且應是最後手段之原則，更因此等涉案者多為政治人物之故，監聽仍有隨時淪為政爭手段之危機。

二、修法的擴大

惟在此次通保法修正，對於得為監聽的案件範疇，不僅未見減縮，還擴大範圍至營業秘密法、森林法與廢棄物清理法的犯罪。如此無邊無際的擴張，不僅有違重罪原則，更難防止監聽遭濫用的情事發生。

參、最後手段性原則

監聽因侵害隱私權核心，除須以重罪外，更須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，而依據通保法第 5 條第 1 項，雖以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之明文為呈現，惟關於怎麼提出不能或難以之證明，卻難有任何標準，若法官又未嚴格審查，此原則也只能淪為空談。故在此次修法，於第 5 條第 2 項，即要求偵查機關於提出聲請時，必須釋明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，且曾以其他方法調查仍無效果，或以其他方法調查，合理顯示為不能達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險情形。這也代表，偵查機關在未來，不能只提出聲請書，並空泛的指出已陷入偵查障礙，而是須有證據證明確實已盡了其他偵查手段。不過，此條文僅要求聲請者「釋明」，而非「證明」，故此條文是否能有效抑制監聽之濫用，還是端賴法官的嚴格把關。

肆、期間限制

而原依通保法第 12 條第 1 項，針對監聽期間，僅有一次三十日，而無最長時間的限制，這也造成偵查機關對同一被告可以長期監聽，不僅可以聽到「滿意」為止，更可因此聽到他案，而繼續向法院聲請擴線，台灣監聽之浮濫，自也可想而知。而在此次通保法修正，特於第 12 條第 1 項，設下最長一年的限制，以來防止長期不間斷的監聽情事一再發生。

伍、執行監督

一、事中監督

原本的通保法，針對執行中的監聽，僅課予法官消極性的監督，而為人所詬病，故在新修法條裡，即有以下方式：

十五日報告一次：根據通保法第5條第4項，執行監聽者至少在十五日內，必須做成報告一次，檢察官與法官亦得隨時要求其提出。而若無繼續之必要，法官亦可隨時撤銷監聽之執行。

主動監督：根據通保法第 16 條，課予檢察官，尤其是法官主動監督之義務。

二、事後監督

至於事後監督，此次修法亦包括：

上線公告：根據通保法第 16 條之 1 第 1 項，監聽的執行與監督機關，必須定期將每年的統計數據上網公告，並送立法院備查，以接受民主監督。

立院監督：根據通保法第 32 條之 1 第 1 項，法務部應向立院報告監聽執行的之情形，立法院亦有權調閱相關資料。而根據第2項，立法院亦得隨時派員至建置機關、電信事業、郵政事業或其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機關、事業及處所，或使用電子監督設備為監督。

陸、目的外使用之禁止

為了防止監聽所得的資料遭不當使用，特在通保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所有通訊監察書之聲請、核發、執行、通訊監察所得資料之保管、使用、銷燬，應就其經辦、調閱及接

觸，建立連續流程履歷紀錄，並應與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連線。

同時，根據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，針對監聽所取得的他案資料，除非在七日內，向法官聲請補發監聽票，否則，即不具有證據能力。甚至在同條第 2 項還規定，監聽內容與監

聽目的無關者，不僅不得為司法偵查、審判、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用途，更應為銷毀，以來杜絕目的外使用之弊端。

柒、通聯紀錄之調取

通聯紀錄，因只顯示通信兩方之電話號碼與時間，而無任何通話內容，故於 1999 年所制訂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，並未將通聯紀錄納入此法的規範中。不過在 2002 年電信法修正時，卻在第 7 條第 2 項，授權由電信總局制訂通信紀錄之查詢與使用辦法，以為調取通聯紀錄之準則。只是針對此授權所頒佈的「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」，僅要求各機關在調取通聯時，須考量必要性、合理性及比例相當原則，用語不僅空泛與模糊，且對於得基於哪些目的為調取，並無任何明文。如此之規範，不僅缺乏明確性，更無庸任何理由，只要司法、監察、情報或治安機關等提出申請，即可輕易取得個人的通聯隱私，致等同是空白授權，而為人所詬病。只是根據此辦法第 3 條第 1 項，僅要求各機關應考量必要性、合理性及比例相當原則，用語不僅空泛與模糊，對於得基於哪些目的為調取，並無任何明文。如此之規範，不僅缺乏法定性，更無庸任何理由，只要司法、監察、情報或治安機關提出申請，即可輕易取得個人的通聯隱私，致等同是法律的空白授權，而為人所詬病。故在此次通保法修正裡，特增加第 11 條之 1，即針對此種無通話內容的電信記錄，除非是屬十年以上之罪、強盜、搶奪、詐欺、恐嚇、擄人勒贖，人口販運、毒品、組織等犯罪，得由檢察官職權或依警察聲請為調取外，否則，就僅限於三年以上的犯罪，才可向法官聲請令狀來為調閱。如此以法定刑高低，來決定是否由法官審查與決定之規定，其道理何在，實讓人摸不著頭緒。又根據此條第 8 項，情報機關為國家安全所為的資料蒐集，並不受此規範之限制，則在某些機關兼具有犯罪調查與情報蒐集之雙重機能，如調查局，若為方便性考量，勢必會以情報機關之角色向電信業者為通聯調取，則此嚴苛規範對之，亦等同虛設。更成疑問的是，通保法所規範的監聽對象乃為刑事犯，至於非關犯罪偵查目的，如失蹤人口找尋，就不可能依據通保法之規定，來向法院聲請通聯紀錄。則關於此等目的的紀錄調取，是否又得回歸電信法及其相關辦法之適用呢？若果如此，就很難保證，治安機關會以此等理由，來規避通保法的嚴格規定，而遁入較為寬鬆的電信法規。凡此問題，正突顯出，我國立法者向來所缺乏的配套思考，致馬上面臨得再次修法的挑戰。

捌、違章建築尚待拆除

而此次通保法的修正，關於設在調查局與刑事警察局的通訊監察中心，卻未見更動，致使此法治國下的違章建築，仍繼續存在而亟待拆除。於 2007 年修法裡，關於監聽書的應記事項，於通保法第 11 條第 1 項增列第 9 款的建置機關，並於第 2 項明文，蒐集通訊內容者為執行機關，單純提供通訊監察軟硬體設備而未接觸通訊內容者，則為建置機關。即藉由執行與建置機關的嚴格分離，不僅可防止無票監聽之情事，更可因此達成相互監督的效果。惟關於建置機關設於何處、功能為何，通保法並無明文，只在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，電信業者有協助建置機關之義務，致讓此建置機關的定位處於相當模糊的狀態。而在法律不明確下，由行政院所頒佈的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」第 21 條第 1 項，卻要求電信業者須將線路接至建置機關之機房，則在母法並未具體授權下，此規定不啻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更可議的是，調查局與刑事警察局，竟自行將其組織內的通訊監察處與通訊監察中心解釋為是建置機關，則在兩者皆屬司法警察機關，本身即是執行監聽者的情況下，就嚴重違反執行與建置機關必須分離之原則，致不可能產生制衡的效果。而也因兩者合一之故，才會有先全程錄音，再慢慢找不利證據的弊端產生。

玖、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之平衡

總之，此次通保法的修正，不過是政治妥協的結果，能帶來多少抑止濫權之效果，不得而知。但讓人感到驚訝的是，對監聽限制如此小幅度的修正與調整，仍被偵查機關認為是治安維持的一大阻礙，顯見我國的人權與法治觀念，於執法者心中，犯罪控制的考量，遠遠高於人權保障。